以孔子叶山为主角的军事历史《叶八白易传白话》，是由网文大神“北阳玖”所著的，文章内容一波三折，十分虐心，小说无错版梗概：一名《八白易传》，十六卷。明叶山撰。叶山字八白，里籍不详。据作者自序；十岁始读《周易》，越十年能压学究语。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从鹿田精舍见杨诚斋（万里）《易传》而读之，因自著《八白易传》十六卷，然属未定之稿，以后反复修改，叶氏有《重改易传序》二篇、《改录易传序》一篇可证，至嘉靖三十九年定稿誊清，藏之石匮，可见其为学之不苟。此书专释六十四卦卦辞、爻辞，对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等《十翼》没有涉及。大旨以《诚斋易传》为主，出入子史，佐以博辨，实为借《易》以言人事，非尽为经义而作。其体例先列卦辞、爻辞原文，再加“叶子曰”三字进行解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此书所言“往往可以昭法戒”。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。...
今天安利的一篇小说叫做《叶八白易传白话》，是以孔子叶山为主要角色的，原创作者“北阳玖”，精彩无弹窗版本简述：说到那些不得志之人，孔子立志学习、随心所欲而不知年岁不足，孟子赞美大圣人、神人的境界且谨慎对待拔苗助长之事。他们开始的时候未尝不是悠然自得、满足充实，而最终孔子成为德为圣人，孟子学成仅次于圣人。说到那些地位高的人，用仁义逐渐感化，深入到肌肤骨髓，然后天下文明，百姓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，这是圣人长久地推...
叶八白易传白话 阅读最新章节
《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何也》叶子说：天下有必然会到来的时候，不可以不等待而强迫它到来；天下有必然会成功的事情，不可以不等待而急于求成。
应当等待和期待的时候，内心真诚而对外谨慎，那么就会心胸宽广而事情顺利。
所以，说到那些显达之人，伊尹在隐居之地悠然自得，从莘地被起用去讨伐夏朝、拯救百姓；姜太公九十岁时离开渭水，却能大展宏图、威震万里。
他们开始的时候，未尝不是乐天知命、安于故土且敦厚仁爱，而最终却能以道济天下、委曲成全万物。
说到那些不得志之人，孔子立志学习、随心所欲而不知年岁不足，孟子赞美大圣人、神人的境界且谨慎对待拔苗助长之事。
他们开始的时候未尝不是悠然自得、满足充实，而最终孔子成为德为圣人，孟子学成仅次于圣人。
说到那些地位高的人，用仁义逐渐感化，深入到肌肤骨髓，然后天下文明，百姓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，这是圣人长久地推行道德教化的结果。
说到那些地位低的人，沐浴在圣人的道德中却不知，局限在圣人的礼乐中却不觉，不断进步、敏于修德而不知何时成功，天下人勤勉不倦，这是百姓日常所用而不知。
天下之事可以仓促急躁地去做吗？
霸主不知道这个道理，看到鸡蛋就想让它马上变成报晓的鸡，看到弹丸就想得到烤鸮。
急迫地行动起来，治国之道就荒废了。
学者不知道这个道理，还没站稳就想走，不自量力而贸然行动。
虽然齐桓公进入国家后打破常规、训练军队、倡导道义、引导利益，几年后才开始尝试，辛勤图谋霸业，还积累了三年才有召陵之役。
他会盟诸侯的事情也历经三十多年，多次结盟、多次会见，才有葵丘的盛会。
晋文公刚回国就教导百姓，两年后想用兵，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，还没安定下来。
于是晋文公出兵安定周襄王，回来致力于为百姓谋利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。
将要用兵时，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，还没发挥作用。
于是攻打原国来显示信用，百姓做交易不求多取，明确表示言辞。
晋文公说可以了。
子犯又说百姓还不知道礼，还没产生恭敬之心。
于是大规模阅兵来显示礼仪，设立官职来整顿秩序，百姓听从命令不迷惑，然后才用兵。
在一年之内，他侵略曹国、攻打卫国、战胜楚国、包围许国、在践土会盟、在温地会盟、两次朝见周天子、捉拿曹卫两国国君并让他们复国，凡是霸主该做的事差不多都做了。
那么齐桓公还有稳重之心，而晋文公就太急迫了。
刘向、韩愈博览群书、富有才学，以自身担当天下之事，君子尚且批评他们不知道敬畏以避免灾祸，何况是刚入仕途的年轻人像王安石那样，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吗？
扬雄、王通学问有自己的心得，学问接近圣贤，慷慨地以振兴文化为己任，君子尚且指责他们学问还不够精深，何况是无知妄为的像许衡那样，难道不是太委屈自己了吗？
这实在是不懂得等待时机的道理，太重要了！
而又怎么知道等待时机的方法来修养自身呢？
《易经》说：“需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利涉大川。”
《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何也》叶子说：君子不幸承担了国家的重任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
幸运的是如果还处在自在的地方，能够远离危险之地，那该怎么做呢？
隐退罢了。
所以伯夷躲避商纣王，居住在北海之滨，等待天下清明，好像要终身如此。
姜太公躲避商纣王，居住在东海之滨，等待天下清明，好像要终身如此。
保持自己的高洁，不玷污道义，保全自身，不损害名声，神态安详，不遭受灾祸。
这本来就是走在平坦的道义之路上，是隐士的贞吉之象。
所以可以终身如此，不可以贪求功名利禄。
如果不坚定自己的操守，人们将会在后面议论。
不请自来，就会遭受灾祸。
像殷浩不能坚定地隐居，种放不能有始有终，没多久就做出冒险的行为。
所以，没有灾祸却招来灾祸，没有困难却自找麻烦。
像燕国处在北方偏远之地，无缘无故地与强国结交；越国远在海边，却妄自与吴国为敌。
秦穆公听从蹇叔的话，劳师远征攻打郑国；夫差违背伍子胥的计策，频繁出兵北伐齐国，这都是自取灾祸的做法。
天下的事情大多如此，能不警惕吗？
《易经》说：“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”
《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何也》叶子说：享受俸禄的人没有洁身自好的道理，如果不应该洁身自好却一定要这样做，那就必然要辛劳自身。
人臣有承担责任的本分，如果不能尽到责任，就免不了被人指责。
士大夫怎么能过山林隐士的安逸生活呢？
《礼记》上说：“西郊多堡垒，是卿大夫的耻辱；土地广大却不治理，是士人的耻辱。”
既然身受国家的重托，又遭遇水深火热的灾难，不为国家和自身忧虑操劳，就会招致众人的非议。
能避免伤害吗？
虽然如此，秉持不急不躁的志向，制定循序渐进的计划，展现刚毅的才能，发挥排解困难的力量，天下之事或许还有希望变好。
祖逖屯兵淮阴，陶侃在广州，不是悠闲自在却一事无成，而是准备击楫渡江，致力于收复中原。
最终，他们剪除荆楚的敌人，收复河南，平定西州，成为东晋的屏障，有好的结局。
《易经》说：“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
《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何也》叶子说：世道混乱正严重的时候，能够行动就会亨通。
在事变即将稳定的时候，只有安静才能带来福气。
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却充满愤恨之气，暴躁的才能肆意发泄愤懑之情，灾祸本来在外面，自己却加速它的到来，怎么能不失败呢？
不然，从郢都到我们这里九百里，怎么能伤害我们呢？
唉，这就像宋襄公在被上天抛弃的时候还去争霸，燕太子丹在性命垂危的时候还去刺杀秦王，姜维凭借孤立危险的蜀国还去讨伐魏国，韩侂胄凭借弱小的宋朝还去谋划攻打金国，只是加速灾祸罢了。
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心里忧愁啊，是自己给自己带来忧伤。”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《易经》说：“需于泥，致寇至。”
《六西需于血出自穴何也》叶子说：君子免不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是遭遇事变。
但最终不被水淹没、不被火烧伤，是因为完美的品德能够抵御。
古语说：古代的真人，入水不被沾湿，入火不被烧伤。
水火难道不能沾湿、烧伤人吗？
是因为他们顺应水的规律而不轻视它，顺应火的特性而不玩弄它。
修养自身的人完美而坚固，顺应外物的人安静而平和。
水火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？
甯俞在卫成公无道的时候，每天都面临九死一生的危险，却最终保全自身并拯救了国君，这是忠诚的胜利。
娄师德、狄仁杰在武则天骄奢淫逸的时候，面临多次死亡的危险，却最终成就大业，把周朝变回唐朝，这是智慧的作用。
有智慧的人不盲目行动，忠诚的人不胡乱做事，不是顺应到了极致、安静到了极点吗？
唉，如果不是天下最纯粹的人，谁能做到这样呢？
《易经》说：“需于血，出自穴。”
《九五需于酒食贞吉何也》叶子说：不做事却期望成功，就像倒着走却想前进一样，这不是天下的常理。
做事却急于求成，也如同拔苗助长，哪里是圣人的顺利治理之道呢？
孔子说：“不要急于求成，不要贪图小利。”
董仲舒说：“端正自己的道义而不谋求私利，阐明自己的道理而不计较功劳。”
这是仁人之事、纯粹的王道。
所以，危险的能变为平安，困难的能变为平坦，端正品德、利用资源、使百姓生活富足且和谐，天下从此就安定了。
还需要做什么呢？
用康乐来滋养，那么国家的根基就深厚稳固；用平安来满足，那么吉祥幸福就会大量到来。
沉浸在安宁中休息，与天下一起悠然自得地处于无事状态，坐收王道的成果。
还需要做什么呢？
唉，如果不是唐尧、虞舜、夏商周三代的圣主，哪里能够谈论这个呢？
秦始皇、唐太宗有平定危难的才能，但不是培养福气的器具；汉元帝、唐文宗是培养福气的器具，但不是获得福气的资本。
王道日益远离，这并不奇怪。
为什么呢？
才能不足就不能做好九项功业，器具不重就不能歌颂九项功业的完成。
天下怎么能安定呢？
所以，雷厉风行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像龟息蛇藏一样安静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后。
周武王在《武成》之后垂拱而治，不是玩忽懈怠；汉光武帝在百战之后休息，不是懒惰荒废，这是探究王道的始终。
虽然如此，没有忧虑勤勉而早早贪图安逸享乐，无所事事却只追求悠闲自在，那么圣人的教导就会成为放纵享乐、懈怠傲慢的资本，而实际上不是经世致用、成就功业的方法。
从前唐穆宗刚过服丧期就从事游玩打猎，声色犬马，赏赐没有节制，想要在重阳节举行盛大宴会。
拾遗李珏率领同僚极力劝谏，曾对拾遗丁公着说：“听说外面很多人实际上喜欢这样，这是因为时世和平、人民安宁，足以让人欣慰。”
丁公着回答说：“这不是好事，恐怕会逐渐让圣上忧虑。”
唐穆宗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丁公着回答：“从天宝以来，公卿大夫竞相游玩宴饮，日夜沉醉，男女混杂，不知羞耻。
这样下去，各种职务都会荒废。
陛下难道能不忧虑操劳吗？
希望稍加禁止，这是天下的福气。”
唉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才可以摒弃那些夸大其词的说法，杜绝饮食宴乐的阿谀奉承。
不然，假借圣经来放纵欲望，借着王道来荒淫无度，弊端就更大了。
《易经》说：“需于酒食，贞吉。”
《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何也》叶子说：灾祸往往起于才智的不足，福气生于事变的偶然。
不要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。
从前，楚国有个人要给燕国的相国写信，夜里写信时灯光不亮，于是对拿蜡烛的人说：“举烛。”
说了后就误把“举烛”写进信里。
燕国的相国收到信后很高兴，说：“举烛，是崇尚光明。
崇尚光明，就是要推举贤能的人任用他们。”
这是燥湿不同的巧合。
唐钱镠统领镇兵讨伐贼寇，当时黄巢攻略浙江，到了临安。
黄巢的先锋过险地时都是单骑，钱镠率领精兵埋伏在山谷中，用弓弩射死贼将。
黄巢的军队混乱，钱镠率领精兵冲击，斩首数百级。
然后带兵赶到八百里（地名），告诉路边的老妇人说：“后面有人问，就告诉他们临安的兵驻扎在八百里。”
黄巢的军队到了，听到老妇人的话，不知道这是地名，说：“刚才十几个都难以抵挡，何况八百里呢？”
于是带兵离开。
坤氏说：“楚国人说‘举烛’本来是为了照明，而燕国的相国却由此推举贤能，这是不同情况的巧合。
路边老妇人说‘八百里’本来是告诉军队驻扎的地点，而贼寇却以为是大军驻扎，这是风声鹤唳的惊慌。
将相谋划国家大事，而成功的因素竟然出自意想不到的人，比如路边的妇女，好像有人鬼在暗中相助。
天下的事情哪里是人能够预料的呢？
然而，一起陷入困境又怎能做得好呢？
天下难道没有不期而遇的人、举手投足间带来便利的情况吗？
所以本来没指望，突然遇到，虽然有可怕的形势，但有求于人，必须先谦卑，也有可利用的机会。
王导作恶的计划己经穷尽，辅佐叛逆的行为己经暴露，呼喊周顗来救他，最终保住了全家，这就是明显的证明。
只是周顗的救助出于本心的真诚，而王导却没有真正的敬重，可悲啊！
《易经》说：“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”
《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何也》叶子说：双方相互谦让，那么即使是愚笨的百姓也会有谦逊之心；双方相互倾轧，那么即使是聪明的百姓也会有争斗之心。
一旦争斗之心兴起，那么巧诈的人会迷惑愚拙的人，愚拙的人即使正首也不能伸张；狡诈的人会欺骗正首的人，正首的人即使正确也会被歪曲。
真诚却被怀疑，忠诚却被加罪，不就是这样吗？
虽然真诚和忠诚被怀疑和加罪，但这不是品德的拖累。
忧虑恐惧而回归中和，对自己的保护很多。
虞国和芮国的人去请周文王评判他们的争田之事，看到文王的风范后没有争讼就回去了；看到王烈的乡里，有争讼的人也回去了，这不也是君子的高尚行为吗？
稍微受点委屈却一定要争个胜负，只为自己考虑而排挤别人，那就会家破人亡。
古今以此为戒的事情很多。
虽然世上有周文王、王烈这样的人，那么自我惭愧的人会羞愧而停止争讼，心怀正首的人会秉持正义而来。
所以说舜和禹在位的时候，诉讼案件都消失了，这是可以的。
如果上下勾结、歪曲事实，就像季文子在鲁国执政时父子争讼，晋文公称霸时君臣争讼，那怎么能伸张天下被压抑的正义呢？
虽然期望圣人来评判是非、以决断事情来达到和谐是善良百姓自我解脱的方式，圣人怎么会拒绝呢？
但故意挑起争端、无理取闹的是奸恶的百姓妨碍众人的行为，圣人会容忍吗？
大舜排斥谗言，孔子诛杀乱政的人，就是这类情况。
争斗啊争斗啊，君子公平处理就吉祥，而小人加深争斗就凶险。
《易经》说：“讼有孚，窒惕，中吉，终凶。
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”
《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何也》叶子说：谦让应该持续而不能短暂，争斗应该短暂而不能长久。
能忍受小的伤害，是大君子的行为，被称为不损害自己的声誉，被称为遵循时机、隐藏才能。
小的伤害而一定要争斗，难道不是蔡国和息国一起灭亡的原因吗？
所以，有惭愧和愤怒但没有遂心如意的人，是保家的主人；宁可别人对不起我而我不能对不起别人，是守身的关键；整军出师、只想着与敌人作战的人，是要受刑罚的百姓。
明白这个道理的，是荀罃等几个人和季文子、延陵季子吧？
《易经》说：“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
《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何也》叶子说：不能最终逃避的是横祸的到来，不能不分辨的是人之常情，不能自我伸张的是强弱的形势。
忍受横祸的人平安，克制情感的人胜利，顺应形势的人昌盛。
明白这个道理的，有夫差在越国以三千甲士栖居于会稽，楚成王在晋国面前痛心俯首、不出江淮，郑伯袒露上身、背负荆条请罪，宋国华御事先示弱，子产恭敬地献上玉帛吗？
宋襄公刚从战败中脱身，正是自我反省哀悼的时候，却不想卧薪尝胆，反而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心思，却贸然做出轻率的谋划、挑起灾祸，敢于发动讨伐郑国、向楚国报仇的战争，在泓水之战中受伤而死，不是不幸。
所以，息国讨伐郑国而灭亡，郑国战胜蔡国而恐惧，大国打败小国、向大国报仇而侥幸胜利，这是灾祸的根源。
虽然如此，也要看是否符合道义和命运。
道义上必须争，命运上必须死，君子就争到底、死而无憾。
怎么能因为形势不敌就停止不做呢？
死于命运、安于道义，君子还有什么可求的呢？
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说自己处于卑下简约的地位、可以免除灾祸，就像南渡的君主和臣子这样做，这是大不孝、大不忠。
他们本来就向金国称臣、讲和，称金国使者，还称金国的诏令是对江南的谕示。
卑下简约到了极点，但灾祸还是照旧，那又有什么好处呢？
君子不能不审慎啊！
《易经》说：“不克讼，归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