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过很多现代言情，但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《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战争》，这是“动荡不安的红太郎”写的，人物张士诚陈友谅身上充满魅力，叫人喜欢，小说精彩内容概括：话说江苏是全国知名的散装省，所辖的“十三太保”热衷于各玩各的，看自家人还不如外地人顺眼。别的省市肩并肩称兄道弟的和睦场面，在这里大概率是偶然事件，相互编排、不屑，甚至褒此贬彼一下才是熟悉的日常……而其中最不受待见的城市，省会南京要是谦居第二，还真没谁能跟他争那个第一。而南京遭受“......
现代言情《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战争》是作者“动荡不安的红太郎”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，张士诚陈友谅两位主角之间故事值得细细品读，主要讲述的是：毕竟曾在成化年间出任过吏部侍郎的苏州人叶盛，都得老老实实的承认“苏在元，粮三十六万，张氏百万”（《水东日记·卷四·苏松依私租额起税》）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在以苛捐杂税而闻名于世的元朝，苏州百姓每年只需要缴纳36万石的税粮就可以打发掉蒙古税吏，但到了以仁慈爱民、轻徭薄赋而美名远扬的张士诚那里，苏州人每年需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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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曾在成化年间出任过吏部侍郎的苏州人叶盛，都得老老实实的承认“苏在元，粮三十六万，张氏百万”（《水东日记·卷四·苏松依私租额起税》）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在以苛捐杂税而闻名于世的元朝，苏州百姓每年只需要缴纳36万石的税粮就可以打发掉蒙古税吏，但到了以仁慈爱民、轻徭薄赋而美名远扬的张士诚那里，苏州人每年需纳税百万石，负担足足增长了3倍！
所以吧，在那个到处都是混账的年代，某人到底是好是坏，全靠跟谁比……当然最起码的立场还是得站稳的。就像蒙古人的税再轻，苏州人也没法夸他。因为这么干会挨骂或挨打，被干掉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那就只好夸张士诚了。毕竟老张刮地皮刮得再狠，也就比蒙古人狠了3倍而已。朱元璋呢？洪武年间他钦定的苏州税额，足足有280.9万石，差点又比张士诚高了3倍！
这就太离谱了。以至于对老朱家忠心耿耿的顾炎武，都忍不住吐槽说这么高的税简直是离谱他母亲给离谱开门——离谱到家了：
“愚历观往古，自有田税以来，未有若是之重者也。” （《日知录·卷十·治地》）
而且倒霉的不光是苏州。比如松江（今上海），还是按照顾炎武的考证，在南宋末年松江府年缴粮额是42.3万石，元朝的田税甚至比南宋还轻（蒙古人更注重商税）。轮到张士诚后，税粮增至80万石，紧接着朱元璋又再给松江老乡加加码，“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”（引用同上）。再加上个年纳税“五十五万二千余”的常州，每年江南漕运北京的400万石漕粮，都差不多被这区区三府之地给凑齐了——这么往死里薅张士诚故地的羊毛，你说那里的老百姓能不念张厌朱吗？
老朱这么苛待苏松常嘉湖，要是换在燕赵、三晋、关陇、巴蜀等民风彪悍的地区，估计早就揭竿而起反他母亲的了。不过江南显然不太适应这种用拳头发言的处世方式，哪怕被欺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亦是如此。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因太监孙隆在苏州肆无忌惮的摊派苛捐杂税，使得大批工场关停、工人失业。最后机工们实在没活路了，就在葛贤的领导下起义，包围了税署，驱逐了孙隆，杀掉了黄彦节，又火烧汤莘、丁元复等劣绅的豪宅，史称苏州机工起义。
按照正常的套路，此后起义军要么攻城略地，要么称帝立国，反正得跟朝廷干到底了。可在苏州，就是另一副画风了——在朝廷答应让步并撤回税监、矿监以后，葛贤出面劝说战友们回家和复工，然后自己跑到衙门自首去了……当然，江南人不擅长和适应暴力，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03
江南人一开始报复朱元璋的方式，是非暴力不合作。简单说就是这里的读书人，统统藏起来或者直接拒绝给大明当官。
毕竟老朱出身低嘛，又天生对士大夫有成见，所以彼此相看两相厌不足为奇。因此在老朱起家的班底里，身为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仅是个屡试不第的举人，胡惟庸更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中，剩下的还不如这俩学渣呢。这样的人才储备想要割据一方都勉强，如何能图谋天下？所以后来朱元璋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礼聘曾经他最讨厌的“酸丁”出山辅佐，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？
就拿著名的“浙东四先生” 刘基（即刘伯温）、宋濂、章溢和叶琛为例。老朱一开始跑去三顾茅庐，请了宋濂5次、刘基两次。还十分谦恭的表示“我为天下屈四先生”（《续资治通鉴·卷二百五十五·元纪第三十三》），在给刘基写信时，必谦称“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”（《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·卷一·御书七篇之二》），结果统统热脸贴上了凉屁股。后来他火大了，直接派兵拎着刀去请，然后前一天还清高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四先生，这回都老老实实的自愿跑来给他打工了。
即便是没什么名气的普通读书人，朱元璋一开始也是给予极高的礼遇。哪怕是存在历史污点或跟他做过对的，也一概既往不咎、放手使用，“太祖所克城池，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”（《国初事迹》）。
然而这些以江南籍为主的士大夫给老朱的回报是什么？清人赵翼在考证了这段历史后给出了结论——“明初文人多不仕”（《廿二史札记·卷三十二》）。
朱元璋就怒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然后就颁下一道诏书：
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，是自外其教者，诛其身而没其家，不为之过。”（《御制大诰三编·苏州人材第十三》）
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命也别要了吧。
而且老朱可是个实干派，说杀就杀。比如江西名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做官，干脆自残剁掉了自己的手指。朱元璋闻讯，觉得剁个手指哪够？就下令砍头。苏州大儒姚叔闰、王谔等拒绝征召，本想体现下风骨或提提身价，谁知老朱压根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下令枭首示众，籍没全家。
眼见大砍刀挥舞起来了，那些看起来很有骨气的士大夫立马怂了一大片。也曾拒绝过征召的名士秦裕伯，光速现身京城，“拜书遂入朝”（《明太祖实录·卷三十九》）；另一位大名士陶凯躲进了山里，老朱抓不到人，就下令“陶凯不应诏，可取一族人首级回”（《国朝列卿纪·卷三十九》）。于是原本对陶凯的下落一问三不知的陶氏族人马上就开了天眼，齐心合力的将其捉回绑送给了朝廷……
非暴力不合作战略，就这样彻底破产了。
而且从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到元亡的130年间，蒙古人就办过16次科举，总共才录取了1139人。这对于只有靠考试才能实现当官发财梦想的读书人来说，实在太不解渴了，简直都快被憋疯了。所以虽然本能的瞧不起朱元璋，甚至还带有仇视的情绪，可一旦老朱打开科举的大门，而且还量大管饱时，这帮视“考公”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家伙就再也顾不上所谓的节操与矜持，摆出一副“我就是不要脸”的表情跑到南京去慨然赴死。
嗯……确实是慨然赴死——整个洪武年间，仅是空印、郭桓、胡惟庸和蓝玉四大案，朱元璋就宰掉了近10万官员。而当时大明朝全国的公务员编制也才3万出头，差不多被杀光了3轮。到最后实在无人可用，老朱不得不让“犯官”们带着枷锁办公，等接任的官员到位了，再把他们拉去砍了。
但就算是砍头，也拦不住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过科举的独木桥，然后兴高采烈的去当官。
04
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爆发了南北榜案。简单说就是在当年的科举中，主考官刘三吾（湖南人）共录取了51人，还全都是南方人。结果一出，来自北方的考生不干了，找朱元璋告状说刘三吾作弊，搞地域歧视偏私南方考生。
老朱大怒，派侍读张信（浙江人）等12人组成调查组复核试卷。结果后者得出的调查结论显示北方考生就是水平太差，根本不配取中，因此考试结果公平合理。"
那就只好夸张士诚了。毕竟老张刮地皮刮得再狠，也就比蒙古人狠了3倍而已。朱元璋呢？洪武年间他钦定的苏州税额，足足有280.9万石，差点又比张士诚高了3倍！
这就太离谱了。以至于对老朱家忠心耿耿的顾炎武，都忍不住吐槽说这么高的税简直是离谱他母亲给离谱开门——离谱到家了：
“愚历观往古，自有田税以来，未有若是之重者也。” （《日知录·卷十·治地》）
而且倒霉的不光是苏州。比如松江（今上海），还是按照顾炎武的考证，在南宋末年松江府年缴粮额是42.3万石，元朝的田税甚至比南宋还轻（蒙古人更注重商税）。轮到张士诚后，税粮增至80万石，紧接着朱元璋又再给松江老乡加加码，“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”（引用同上）。再加上个年纳税“五十五万二千余”的常州，每年江南漕运北京的400万石漕粮，都差不多被这区区三府之地给凑齐了——这么往死里薅张士诚故地的羊毛，你说那里的老百姓能不念张厌朱吗？
老朱这么苛待苏松常嘉湖，要是换在燕赵、三晋、关陇、巴蜀等民风彪悍的地区，估计早就揭竿而起反他母亲的了。不过江南显然不太适应这种用拳头发言的处世方式，哪怕被欺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亦是如此。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因太监孙隆在苏州肆无忌惮的摊派苛捐杂税，使得大批工场关停、工人失业。最后机工们实在没活路了，就在葛贤的领导下起义，包围了税署，驱逐了孙隆，杀掉了黄彦节，又火烧汤莘、丁元复等劣绅的豪宅，史称苏州机工起义。
按照正常的套路，此后起义军要么攻城略地，要么称帝立国，反正得跟朝廷干到底了。可在苏州，就是另一副画风了——在朝廷答应让步并撤回税监、矿监以后，葛贤出面劝说战友们回家和复工，然后自己跑到衙门自首去了……当然，江南人不擅长和适应暴力，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03
江南人一开始报复朱元璋的方式，是非暴力不合作。简单说就是这里的读书人，统统藏起来或者直接拒绝给大明当官。
毕竟老朱出身低嘛，又天生对士大夫有成见，所以彼此相看两相厌不足为奇。因此在老朱起家的班底里，身为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仅是个屡试不第的举人，胡惟庸更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中，剩下的还不如这俩学渣呢。这样的人才储备想要割据一方都勉强，如何能图谋天下？所以后来朱元璋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礼聘曾经他最讨厌的“酸丁”出山辅佐，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？
就拿著名的“浙东四先生” 刘基（即刘伯温）、宋濂、章溢和叶琛为例。老朱一开始跑去三顾茅庐，请了宋濂5次、刘基两次。还十分谦恭的表示“我为天下屈四先生”（《续资治通鉴·卷二百五十五·元纪第三十三》），在给刘基写信时，必谦称“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”（《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·卷一·御书七篇之二》），结果统统热脸贴上了凉屁股。后来他火大了，直接派兵拎着刀去请，然后前一天还清高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四先生，这回都老老实实的自愿跑来给他打工了。
即便是没什么名气的普通读书人，朱元璋一开始也是给予极高的礼遇。哪怕是存在历史污点或跟他做过对的，也一概既往不咎、放手使用，“太祖所克城池，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”（《国初事迹》）。
然而这些以江南籍为主的士大夫给老朱的回报是什么？清人赵翼在考证了这段历史后给出了结论——“明初文人多不仕”（《廿二史札记·卷三十二》）。
朱元璋就怒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然后就颁下一道诏书：
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，是自外其教者，诛其身而没其家，不为之过。”（《御制大诰三编·苏州人材第十三》）
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命也别要了吧。
而且老朱可是个实干派，说杀就杀。比如江西名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做官，干脆自残剁掉了自己的手指。朱元璋闻讯，觉得剁个手指哪够？就下令砍头。苏州大儒姚叔闰、王谔等拒绝征召，本想体现下风骨或提提身价，谁知老朱压根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下令枭首示众，籍没全家。
眼见大砍刀挥舞起来了，那些看起来很有骨气的士大夫立马怂了一大片。也曾拒绝过征召的名士秦裕伯，光速现身京城，“拜书遂入朝”（《明太祖实录·卷三十九》）；另一位大名士陶凯躲进了山里，老朱抓不到人，就下令“陶凯不应诏，可取一族人首级回”（《国朝列卿纪·卷三十九》）。于是原本对陶凯的下落一问三不知的陶氏族人马上就开了天眼，齐心合力的将其捉回绑送给了朝廷……
非暴力不合作战略，就这样彻底破产了。
而且从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到元亡的130年间，蒙古人就办过16次科举，总共才录取了1139人。这对于只有靠考试才能实现当官发财梦想的读书人来说，实在太不解渴了，简直都快被憋疯了。所以虽然本能的瞧不起朱元璋，甚至还带有仇视的情绪，可一旦老朱打开科举的大门，而且还量大管饱时，这帮视“考公”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家伙就再也顾不上所谓的节操与矜持，摆出一副“我就是不要脸”的表情跑到南京去慨然赴死。
嗯……确实是慨然赴死——整个洪武年间，仅是空印、郭桓、胡惟庸和蓝玉四大案，朱元璋就宰掉了近10万官员。而当时大明朝全国的公务员编制也才3万出头，差不多被杀光了3轮。到最后实在无人可用，老朱不得不让“犯官”们带着枷锁办公，等接任的官员到位了，再把他们拉去砍了。
但就算是砍头，也拦不住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过科举的独木桥，然后兴高采烈的去当官。
04
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爆发了南北榜案。简单说就是在当年的科举中，主考官刘三吾（湖南人）共录取了51人，还全都是南方人。结果一出，来自北方的考生不干了，找朱元璋告状说刘三吾作弊，搞地域歧视偏私南方考生。
老朱大怒，派侍读张信（浙江人）等12人组成调查组复核试卷。结果后者得出的调查结论显示北方考生就是水平太差，根本不配取中，因此考试结果公平合理。"